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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过分量化”的隐忧

2001-04-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杨春时 我有话说

当前,高等学校掀起了学科建设的高潮,内容包括申评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文科教学基地、重点文科科研基地、以及博士点、一级学科等等。配合学科建设,许多重点大学还实行了重要岗位津贴制度,对有学术贡献的教师发放高达数万元至十余万元的年津贴。在这以前,还有一些鼓励人才的举措,如评选各类优秀专家等。这些举措都是好事情,有利于学术发展和教师待遇的提高。但是,在为此而鼓舞的同时,也产生了愈来愈重的隐忧,这就是学术过分量化和体制化的后果。

当前高等学校学科建设中学术过分量化和体制化的表现有:

首先,有关评选活动虽然要通过专家评议,但评选的规则、标准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评议专家也是由行政部门选定的,而且行政部门有最终决定权力。这样,就造成学校、学者围着行政部门转的不正常局面,并导致各种非学术活动盛行,不正之风愈刮愈烈。因此,这种学科建设只是强化了行政体制对学术活动的控制。

其次,学术成果的认定也过于量化和体制化了。如各种评选都要统计获得国家或省部级课题的数量,获得政府奖的级别、数量,发表学术论文的刊物的级别(往往是行政级别),等等。这就意味着学术成果必须被行政部门认可,科研活动只能纳入行政体制。

当前的学科建设是由行政部门评估并给予较大的资金支持,在学术活动经费缺乏和教师工资较低的情况下,行政部门的诱导是有绝对支配力的,足以使天下英才尽入彀中。这种学术体制化的后果有:

完全由行政部门来主导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对人文学科而言,意味着学术过于标准化和过于着眼于眼前的“现实”目标。学术本质上是科学的活动,并且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把它纳入行政体制,并且为“现实”论证,就会使学术丧失科学的品格。同时,学术又是个性化创造,一旦标准化,学术创造就会被当作异端而受到排斥,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当前,为了得到课题、获奖、晋升、爬学术阶梯,学者们必须按照“现实需要”和既定的某一僵硬的“规范”从事科研,从而放弃自己的学术个性和追求。例如,获得政府资助的课题是一项重要指标,于是,学者就只好迎合课题指南,而不顾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兴趣,甚至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为了发文章、评奖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术活动的物质条件会有改善,学术成果的数量也会增加,但由于牺牲了学术个性,学术事业也很难有大的发展。

学术过分量化的另一后果是学术活动功利化。学术事业是超功利的,它不能像物质生产那样商品化。学者必须保持相对自由的心态,钻进象牙之塔,下面壁十年的工夫,才会有所成就。反之,汲汲于功利,特别是图眼前的利益,学术创造沦为商品生产,就必然导致学术的堕落和衰落。当前的学术建设,往往是采取直接的物质奖励的办法,如评定重要岗位津贴,一般都规定了短期的成果指标,如在某一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出版多少专著,完成哪一类课题等。有的学校更把学术成果与奖金直接挂钩,详细的制定了每篇文章(按发表刊物的级别)奖励多少钱,每本专著奖励多少钱,获政府奖也给以配套奖励。这样,就诱导教师们为完成任务,为获取金钱而从事学术活动。笔者并不反对给有学术贡献者以奖励,但反对把学术商品化。现行的奖励措施实际上变成了对学术成果的定货,在短期内(一般是一至三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学者们也就打“短、平、快”,按期交货。什么“面壁十年”、“十年磨一剑”,什么长期积累、精雕细刻,什么倾平生之力,留传世之作都在高额奖励下成为过时的观念。与此同时,学术成果也被过分量化。评价人才往往不是按照学术水准和贡献,而是按照“产品”的数量,而学术质量也被简单化为课题资助单位或发表刊物或受奖单位的行政级别。学术是创造性的事业,不能像物质生产那样追求产量,成果的水准也不取决于被承认的行政级别。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些很平庸的人由于制造出了足够数量和级别的“学术成果”,而获得了各种学术荣誉和很高的物质奖励。这种导向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你按照学术规律和自己的信念,做长期的、个性化的研究,而不追求数量和短期成果,就必须忍受冷落和清贫,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难以做到的。学者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要养家糊口,要买房,要供子女上学,微薄的工资哪里够用。他们也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取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在学术追求与生存需要之间,人们往往选择了后者而牺牲了前者。

这种学术商品化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商品化,因为它不是面向市场的,而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

为了避免学术过分量化的弊端,应该调整学科建设的有关政策,也需要改变学者的心态。首先,学科建设的学术内容方面应由学术界自主进行,政府只保证提供物质条件,做好服务工作。其次,从根本上改善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科研活动。各种奖励和岗位津贴要与总体贡献相联系而不应直接与科研成果挂钩,避免急功近利和学术商品化。关键还在于学者自身,中国的学者应该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不为眼前利益所动,不为虚荣浮名所惑,本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做真学问,出真成果。中外历史上不乏自甘清贫,献身学术的学者,我们应该引以为榜样。也许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会很多,但只要有一部分学者——只要他们是有思想、有能力的——能够做到,就可以使中国的学术事业薪火不灭而且复兴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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